周俊成的这条船已经快沉了，也买不起新船。为了保住他的性命，这个农村家庭已被掏空，过去一年看病花掉了20多万元。
黄洁夫认为，经济原因是现阶段制约器官移植的最大瓶颈。虽然公民捐献的器官是无偿的，但是器官获取、保存和运输的成本，比亲体器官移植要大得多。
他说，发达国家器官获取、保存、运输的成本是由政府财政覆盖的，因为器官移植属于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生与死的决策”。而中国的医改还在路上。
“这是一条迅速致贫之路。”李祖澄总结。他解释，目前在北京等地区，肾移植至少需要花费30万元，肝移植和心脏移植至少需要60万元，器官移植未被纳入医保，大多数家庭难以承担，要么借钱，要么卖房，要么募捐。
14年前，罹患肝癌的他揣着一个“大肚子”，里面都是肝腹水，平躺着喘不过气，站着又睡不着。每天夜里，70多岁的母亲将53岁的他抱在怀里睡觉。为了救他的命，一辈子没求过人的老母亲，舍了老脸找亲戚借了30万元。
为了救命，北京肝移植受者联谊会副会长武海林卖掉了名下唯一的房子。2009年，那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卖了90万元。不过，他反复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肝友中，我绝对是个幸运儿，至少身为北京人，家里还有老人可以靠着。”
他住院时，邻床是一个河南的年轻人，自己是个医生，在老家有别墅，但还是告诉武海林，“做不了，没钱，家里还有3个孩子要养。”
生命最后关头，他嘴里吐着血，坚持让急救中心把他转回了老家。
“有房子卖还好，没房子卖怎么办?那就等死呗!”一位接受过器官移植的“移友”对记者说。
和周俊成同一病房的一位家属，跑了北京、上海和浙江的5所医院咨询，发现大多数病人不考虑移植，因为根本没钱。“一听到高昂的手术费，就放弃了，借都借不到，排队有什么意义?”
终身服药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肝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未被纳入医保的地区，一年的药费高达数万元。在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的地区，部分必需药物仍须自费。
李祖澄说，最初他们成立北京肝移植受者联谊会，是因为不像肾移植受者，还能报销部分后期药费，肝移植受者什么都报销不了。2005年，他联合了十几位移友，决定共同和政府交涉。“一个人去找政府反映声音太小”。
如今，他说很多诉求都实现了，但乙肝免疫球蛋白还没进入医保。多数肝移植受者每月打两次这种蛋白，要花1280元。现在，他们强烈希望将该药物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移友们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你手术做了几年啦?”
李祖澄有一次回答，“做了两年了”。对方算了下说，“哦，那你已经吃掉一辆大奔(奔驰汽车)了。”
联谊会内有一位热爱吹笛的辽宁老头，12年前卖掉老家的院子，投奔住在北京郊区的儿子并接受治疗。无法依靠老家医保报销的他，难以维持之后的服药费用。其他“移友”知道后，纷纷从自己的药里省下一点，攒够了塞给他。一位“移友”今年给他解决了5盒药，每盒要买的话要花900元。
4年前他就私自减掉了一种每月花费400元的抗排异药，医生警告他“别拿生命开玩笑”。但这位老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他只能选择用“音乐代替药物”。“我整天吹个笛子乐呵，人活着开心点就好，对身体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