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
住在医院时，张子敬每天都会目睹让她流泪的一幕：那些给孩子割了肝的父母，忍着痛，弯着腰，扶着墙，挂着带血的引流袋，慢慢做着康复运动。
这些切肝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出于无奈，要么是经济窘迫，要么是等不到肝源。在她看来，“他们是了不起的父母，是值得尊敬的父母，更是无奈的父母。”
虽然亲体器官移植排异性较低，且肝脏再生长能力很强、理论上对供体伤害不大，但是否应该鼓励活体器官捐献，一直存在伦理争议。
58岁的陕西榆林农民周俊成仍在等待。他需要预付10万元押金，才有资格变成长长的等待名单中的一个。
但他现在还拿不出这笔钱。哪怕凑齐押金，移植手术最少需要准备60万元，还不包括后续的高额服药费用。因为亲体移植费用能减少大约30万元，子女们想要捐肝救父。
如果一个人切下的肝不够，儿女甚至愿意两人拼一个肝，共同移植到父亲体内。虽然，一家人仍不知道如何才能筹到这笔钱。
他的肝脏正在不可逆转地坏死。现在，他的面前摆着一个残酷的天平：一边是自己，一边是儿女。
他的妻子，一位头发灰白的农妇，忍不住泪水涟涟——倘若偏向天平的一边，医生将打开一个或一对子女的腹腔，割下一部分肝脏，并留下几乎占据整块肚皮的“Y”形刀疤。天平的另一边，是丈夫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现在，周俊成脸色黑黄，皮肤松弛，生命靠流食维持。任何带有棱角的食物，哪怕是一片小小的青菜叶，都可能变成锋利的刀，划破他胃底极其脆弱的血管，将他推向死亡边缘。
“治肝病就像修破船，一会儿堵个窟窿眼，一会儿补下桅杆，勉强维持这条破船不沉没，但最终这条船还是要沉的。肝移植就不一样，干脆旧船不要了，再买条新的，重新起航。”北京肝移植受者联谊会会长、接受过肝移植的李祖澄，常用一个医生打的比方告诉“肝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