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禄成指认杀人现场。这个镇上最廉价破败的酒吧，是他消解内心疲惫与愤怒的地方。
王禄成和符书明都自称“爱国者”，而他们的“爱国”却在过分沉湎的历史与狭窄的现实面前变得僵化和扭曲。
2012年10月12日，在野草藤蔓中逃亡了15天后，王禄成决定自首：“我把自己交给国家了。”15天前，这个36岁的男子握着敲碎的啤酒瓶，仅仅因为争论“中日开战哪方会赢”捅死了自己的朋友——25岁农民符书明。
“爱国”论战
2012年9月27日晚，王禄成和朋友吉学文骑着摩托车，来到海南万宁市兴隆镇的“来一杯”酒吧。刚坐下，他就听见旁边一个男人在谈论钓鱼岛问题。“日本武器先进，生活水平高，咱中国打不赢的。”王禄成认出这是邻村村民、朋友符书明。
即使是在这个偏远的小镇，家国话题也时常是青年们桌上的热点。作为一个自认为热烈的爱国者，王禄成觉得难以忍受这样“丧气”的言论。他走了过去，大吼道：“国家养大你的，你都不知道？”
符书明不服，他曾报名参军，落选后仍不时慨叹报国无门。脾气暴躁的他远近有些名气，很少人敢顶撞他，尤其在他极为在意的“爱国”问题上。
事实上，王禄成认为他自始至终没有否认过对方的品格。他和符有过交往，符也爱国，只是自认比一般人更冷静。“但我觉得他是悲观，”王禄成说，“我坚持中国必胜。”
但在那个灯光炫目的夜晚，混合着酒精的愤怒控制了两具兴奋的躯体。在喧哗声中，两人的争辩不断升级，王禄成称，是符书明先拿起啤酒瓶砸在他头上。
鲜血从王禄成头上流下来。暴怒中，王禄成捡起一个啤酒瓶，敲碎底部，将剩下的半截啤酒瓶，猛力捅入了对方腹部。
次日凌晨，符书明在万宁市人民医院不治身亡。王禄成则不见踪影。
一个村庄的仇恨史
王禄成逃到了一座酒店的后山上。恐惧随着冷静而至，他枯坐在石头上，望见村子依稀闪烁的灯火，反复诘问：“这到底值不值？”
一直以来，王禄成觉得自己活在一个愤怒的村庄里。
王禄成出生在距离兴隆镇5公里的大洲村。1939年，入侵的日军曾在此派驻了一个小队，大洲村自此与战争、伤害和仇恨结缘。
王禄成记得自懂事起，爷爷王政华就会反复讲述日军犯下的恶行。他露出手上鱼鳞般的伤疤，说这是在被日本人强迫做苦力、修建田独铁路时受的伤；偶尔也会指着脸上的麻子，说起当年如何在昌江石碌铁矿染上天花，又如何死里逃生。
村里有一个祖辈念叨之地——“杀人坡”。1970年代，人们从这里挖出了几具遗骸，当时还是孩子的村委书记王廷宇看见一具缠绕着铁丝的白骨。父亲对颤抖着的他说：“记得，你要记得。”
大洲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战争受害样本。村中幸存老人声泪俱下控诉日军暴行的场景成了王禄成一代的成长记忆。
但到1970年代后，随着中日关系转暖，“世代友好”逐渐成为共识和宣传基调。大洲村受到了冷落，一些老人甚至流下了眼泪。“他们无法理解，血债未还，怎么去‘友好’呢？”王廷宇说。
大洲村就这样一边在仇恨中沉湎，一边延续着它的闭塞和贫穷。甚至连日常的村庄词汇，也带有历史色彩，村里人这样骂消极怠工之徒：“你这是在给日本人做工？”
这样的境况到1990年代才被打破。村里通电了，终于沐浴于现代文明之光。有了电视机后，“抗日剧”又成为必备节目。方寸荧屏里，人们续写着先辈未竟的心愿。
历史的烙痕穿越时光，酝酿成一个村庄隐形的准则。以致符书明遇害后，他的母亲黄春连首先要解决的是儿子的名节问题。“他不是支持日本，他记得历史，他是爱国的。”这位53岁的村妇念叨。
这样的想法同样出现在王禄成身上。2012年10月12日早晨，大哥王禄云见到了投案自首的弟弟，面容疲惫，双手戴着手铐，身上穿着一套偷来的割胶服。
许久，王禄成蹦出一句话：“哥，我是爱国的，我不是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