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发生，学界有两个假说最为著名，一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论”。何谓“冲击-回应论”？概括地说，就是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19世纪来自西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回应”，才会出现近代化转型。显然，“冲击-回应论”的前提便是“中国历史停滞论”：必须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内在的近代化动力，“冲击-回应”的模型才有解释力。
另一种假说是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率先提出的“唐宋变革论”。持“唐宋变革论”的学者相信，宋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近代化转型，表现在政治、社会、经济诸层面。如果说，唐朝是中世纪的黄昏，那么宋朝便是现代的拂晓时辰。“唐宋变革论”不但为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可以给我们讨论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带来启示。按照“唐宋变革论”的思路，显然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是内生的，是传统文明自发演进的结果。
中国大陆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学者，不管是秉持“反帝反封建论”的正统学派，还是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费正清“冲击-回应论”的深刻影响，换言之，在反思传统的立场上，他们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最近读到晚清近代史研究方家雷颐先生一篇介绍中国近代公共空间的文章，文中说：在传统中国，公共空间毕竟非常有限，更不“自觉”，如中国的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皇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奇禽异兽向囿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从无公共“动物园”；中国历来不乏嗜书如命的藏书家，几大藏书楼至今仍是文化史上的美谈，但不是皇家馆阁就是私人藏书楼，从无公共“图书馆”；文物古董从来是文人学士的雅好，好古博雅者甚众，但不是皇家珍藏就是私人摩挲把玩之物，从无公共“博物馆”；从来只有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的官办“邸报”，从无现代意义上公开传递信息的报纸。而这类“公共”，都是在西学东渐影响下，非常晚近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的“公共空间”得到不小的扩展，可谓“获益匪浅”。
雷颐先生想来也是赞同费正清“冲击-回应论”的。他对于中国近代公共空间的形成的分析，放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时空下，也言之成理。然而，如果我们拉宽视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公共空间的形成，却会发现，雷颐先生所说的种种“公共空间”，其实都内生于传统，都出现在宋代，而且是“自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