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耕：对。我举个例子：2009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希腊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大幅衰退，希腊退出欧元(1.1183, 0.0000, 0.00%)区，对其经济恢复是最快的政策选择，但它没有这么做。之后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危机也是如此，纵然每一次救援都因缺乏效率而备受诟病，但欧元区的完整性得以维护。欧元区的建立，不是简单地以效率为原则建立的统一货币区，而是欧洲实现持久和平计划的核心。
2011年，在欧元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试图说服议会支持她稳定欧元的救助计划，她说：“历史经验表明，使用同一种货币的国家相互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欧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一种货币所发挥的功能。欧元是统一的欧洲的基础和保障，或者换句话说，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默克尔说服议会的逻辑很清楚：欧元是政治，是欧洲和平的基石，为此德国要发起一场“欧元保卫战”。当时许多金融投资机构忽略了这一重要信号，低估了欧洲领导人捍卫欧元的政治意志，仅仅从市场逻辑出发来预测欧元的走势，得出了“欧元区要解体”的悲观结论，于是抛售欧元资产。但随着德国出手援助重债国，并且默许欧洲央行稳定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操作，欧元汇率回升，欧元区的国债收益率迅速下降，做空者损失惨重。
不可否认，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演变有遵循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的一面，但国家权力和国家间的冲突才是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直接推动力。我认为，只有在国家间的博弈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时，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才能起作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定建立在稳定的国家间政治基础之上。
“白银时代”错失良机
记者：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信用货币的国家，早在宋代民间已有“交子”流通。明朝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白银是当时的国际通用结算货币。中国为何最终没有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
李晓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信用货币的国家。特别在明朝，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同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占主导和支配作用。我在书中引用了张宇燕老师的数据，从1493-1800年，世界白银产量的43%-57%可能都留在了中国，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这些白银全都不产自中国，而是市场自发的行为，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流入中国的白银一部分来源于美洲，另一部分来自日本，大部分来自海外。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控制货币的发行权，也没有掌握货币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