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最后决定，演讲就从几首歌词内容经过多重意义转换的外文歌曲说起。尤其是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从农民的耕作民谣转换成游击队歌曲，到了七十年代，透过电影的力量风靡了整个中国。
1940年代为了纪念被国民政府镇压而遇难的学生所写的歌，辗转到台湾变成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步向刑场前的告别哀歌。歌曲，因为时空更替，与不同的集体记忆接轨而产生完全不同于初衷的意义，但是每一个意义都是真实的。
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礼堂当天是满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陆生，少许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听众合唱了好几首歌，台湾人用国语合唱《绿岛小夜曲》，一首包装在爱情里的政治抗议歌；香港人用粤语合唱《友谊之光》，两曲其实是同一首歌。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站在台上的我，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
